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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人就嫁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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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天花板。天赋异禀的大文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苏东坡无所不能,又造诣极高,还懂美食,晓工程,简直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才。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原序中概括道:“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者,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他的标签很多,却难以被标签定义。居高处为翰林学士,落低谷为狱中囚犯,一生的波澜曲折跌宕起伏都在那些流传千年脍炙人口的诗文里。他对弟弟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怪不得2000年,法国《世界报》组织评选公元1001年—2000年间的“千年英雄”,全世界一共评出12位,苏东坡名列其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倘若子瞻九泉之下有知,会想到自己的哪句诗,我想应当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林语堂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深以为然。子瞻谢世已近千年,历经元明清三代,以至民国及当下,其间文人雅士数不胜数,但可与东坡比肩者几乎没有。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诗、词、文、书法、音乐、佛理,样样都很精通,门门都堪精湛,尤其是词作、散文、书法三项,皆可雄视千年,无人出其右。中国文脉到了宋代,因苏东坡的横空出世,惊涛拍岸,悚然一惊,猛然一抖,使宋代成了中国文化夜空中最璀璨的星座。

又是怎样的天地机缘,钟灵毓秀造就了“一门三学子,八家占三席”的苏氏文学世家呢?

在中国的西南,有一重要省份,号称“天府之国”,因境内有岷、泸、雒、巴四大河流,人称四川。在中国文学史上,四川眉州的眉山镇以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而光耀千古。这便是苏家,众所周知的“三苏”。父亲苏洵,生有二子,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苏辙,字子由。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县纱縠行私宅。三年后,其弟苏辙出生。

眉山江水清澈澄明,绿油如镜,人称“玻璃江”。江两岸桃花杨柳披拂水面,泛舟江上,如身入桃源,故人称眉山为“小桃源”。如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方经天地造化孕育了旷世千古的大文豪。

然苏家祖籍,并非眉山。据李一冰考证:眉山苏氏,原籍赵郡,即今河北赵县,后魏置郡,唐改赵州,宋升为庆源府。苏洵作《苏氏族谱》时,追认赵郡苏味道为其始祖。如言: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

东坡六岁入学,聪颖灵慧。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熟读经史子集,经典古籍名篇典章熟读至能背诵的程度。

天地旋转,岁月匆匆,转眼间苏轼兄弟近二十岁了,他们要进京(开封)赶考。考前苏洵给两个儿子完婚,不然登第进士后,恐被京城达官贵人相中,到那时儿子的婚事就非自己左右了。至和元年(1054),十九岁的苏轼娶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芳龄十六,正是豆蔻年华。次年为次子苏辙办了婚事,辙娶史氏。一对新人年纪尚小,苏辙《寄内诗》云:“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这样的早婚,就是为了让两兄弟第二年一同进京赴考。

嘉佑元年(1056)三月,父子三人自旱路赴京。十年前,苏洵进京赶考,先后参加进士科制策和茂才异等科考试,皆不中,刹羽而归。此后十年苏洵居家不出,悉心教导二子,寄望他们能够有所作为。三苏从眉山出发,先去成都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张很欣赏三苏父子,不仅待之以国士,还亲自修书于欧阳修举荐苏洵,称其贤能。张方平曾知贡举,主持过科举考试,与欧阳修等人相善,主张“文章之变与政通”,反对争奇斗胜的时兴文体。苏洵带着两子前来拜谒张方平,想必也有请教关于科考风向和应试文章方面的考虑。

苏氏兄弟在游览了成都多处名胜之后,是年闰三月时候从成都出发,过剑门,经凤翔府郡县横渠镇,游崇寿院,经扶风,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至渑池,抵开封。过剑门关出四川,经秦岭向关中,再到长安,这条道在唐朝或许也是蜀地举子的必经之路吧。

苏氏兄弟踏上了前辈走过的道路,沿途可以看到在史籍里记载的历史遗迹,这对于已通经传,尤好论史的苏轼来说是饶有乐趣的。在此之前,苏轼的活动范围很少超过眉⼭及附近府县。幼而学,壮而游。此番进京赶考恰好可以作为苏轼的青年旅行。一路上访古迹,游禅院,赏壁画,倒也是可以发思古之幽情。

蜀道之难,迢迢万里,要穿越剑门,翻越秦岭,悬崖万仞,连峰叠嶂,山岳重叠,云烟万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枯松倒挂绝壁,飞瀑转石雷鸣。那时没有汽车,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铁和飞机,一路风餐露宿,辗转颠簸,除了畜力,全凭脚力,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行至长安乘骑的马匹因过分疲惫,病死中途,只好骑驴而至洛阳以西渑池。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京师时已是榴花繁开的五月了。

多年以后,苏轼回忆起在扶风的小旅店的情形,“始余丙申年岁举进士,过扶风郡,求舍于馆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于逆旅。”科举考试不仅是对智力的考验,漫长的科举路途也是体能和财力的考验。沿途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年轻的苏氏兄弟还好初次进京有父亲的引领和照顾。

八月苏氏兄弟同应举人试于开封景德寺,待发榜苏轼初露头角,考了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兄弟二人已经具有应试进士的资格。为父苏洵心里轻松了许多。

礼部省试所考科目是诗、赋、论各一篇和时务策五道。按房分卷,梅尧臣得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立呈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读罢既惊且喜,本想将他置于榜首,但因试官所看到的是糊名弥封的卷子,疑是门客曾巩所作,怕别人说闲话,抑置第二。又考《春秋》对义,苏轼第一。

经发解试、省试、殿试,制科考试,苏轼从平民布衣进入朝廷命官的行列,从默默无闻的书生,经欧阳修等人推举一举成名,最终成为新一代的文坛领袖。嘉佑元年、二年的科举对苏轼兄弟俩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两场考试。他俩能够在全国万余名举子中脱颖而出,一举中第,凭借其自身努力完成了社会身份的华丽转变,从底层民众一跃而入士大夫行列。

在这场兄弟同登进士第的喜庆中,传说苏洵有些遗憾,有人问他感想,他写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不久,欧阳修接到苏轼谢启,拿给梅尧臣看,修感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一天,欧阳修与儿子欧阳奕谈到苏轼,叹道:“你们记得,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

《醉翁亭记》的老人非常清醒,他慧眼识珠,看人十分了得,一个属于苏东坡的时代已然来临。等级,是文脉的生命。文学的等级,与官阶、财富、疗效、传播等因素完全无关,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宋代文脉的首席,非苏轼莫属。其他文化大师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陆游、辛弃疾、李清照,如七星拱月,在苏轼这轮明月辉映下,群星闪耀,但难比月色。

苏轼的诗,数量多,内容丰富,风格多变,题材广阔。社会生活、山水植物、平民百姓、朋友赠答、生活琐事,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有呈现。仿佛信手拈来,脱口而出,既无矫揉造作,又非刻意雕琢,一切发乎于真情,出之于自然。他兼长古诗与律诗,常常将描写、抒情、说理熔铸于诗中。

林语堂说:“苏东坡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这个现代精神应该是指人文精神,即在苏东坡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民为邦本”思想。苏东坡有很多诗都是反映社会矛盾和劳动人民生活的。如《吴中田妇叹》,湖州物产丰富,但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是年多雨,收成不好,东坡写道,“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山村五绝》讽刺盐法与朝廷新法在执行中的为民之害。苏辙为苏轼写《墓志铭》中说:“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苏轼喜欢自然,写了大量的山水诗,足迹遍布大半个华夏,也写了大半个华夏,山川江河、民俗风情,所见所思,汇聚笔端,呈现笔墨。苏轼山水诗特色是借景写人,寓理于情,如果说王维山水诗写山水的静境,而苏轼则写山水的动态。《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角度不同,景色不同,而生发人生哲理。短短二十八个字,把景情理熔铸一炉,提纯蒸馏,成为千古名篇。暮年被贬儋州。当年的琼崖可是蛮荒之地,要多落后有多落后,要多困苦有多困苦,但达观的苏轼以海岛风光为幸,总能发现生活的美好。他在赦回渡海时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一种怎样的乐观主义精神啊!

总览苏诗,大概有六个特色:一曰题材丰富。他的诗包罗万象,山川名胜、草木鸟兽,都有题咏;二曰能达。苏轼诗歌纵横曲折,无不能达。苏诗以说理、议论畅达见长,做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三曰多妙语。苏诗多妙语,含哲理,有理趣。他对于艺术包括诗的见解,不以求形似为满足,而要“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四曰善比喻。苏诗长于比喻,且立意新奇,不落前人窠臼。《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爪”喻人生境遇,成千古绝唱。还有“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岭上晴云披絮帽,枝头初日挂铜钲”“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等等。生动形象的比喻令人赞叹不已;五曰诙谐。苏轼襟怀旷达,遣词造句,妙趣横生。花甲之年谪居儋州,难得肉食,人很清瘦,得知同遭贬的弟弟人也很瘦,于是作《闻子由瘦》诗:“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童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足可骑黄鹄。”达观坦然,机趣横生;六曰多用典。苏轼读书广博,知识面宽。历史掌故、博物知识运用自如,书卷气息浓郁,绝不浅俗。

苏轼的词无所不写,吊古伤时,悼亡送别,说理咏史,山水田园或自伤身世,内容广泛,一扫先前艳词柔靡之陋。苏轼写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发生了变革,开创了一个词派,称为豪放派,与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相对。用老百姓的话讲,苏词更有男人味,阳刚,健硕,宏大;柳词则是女儿情,阴柔,纤丽,婉约。

最能代表苏轼词作的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先看《念奴娇》,开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极尽豪放,极至壮阔。“乱石穿空”五句,把气势浩瀚的长江收尽笔端。接着怀古而思今,叹人生之易老。山川地理、历史人物、个人感情交融杂糅一体,一洗前人浅斟低唱脂粉气之陋。李一冰先生说:“读来,便觉有万里江涛,奔赴眼底,千年感慨,齐上心头的叹喟。”再看《水调歌头》,写月夜醉后的心情,先是感叹人生苦闷、渴求解放的心怀,后表达对人生的依恋,热爱此生,不羡神仙。下半阕咏月,从月的阴晴圆缺,比人生的悲欢离合,以此事古难全为安慰。最后表示兄弟的永久怀念,互祝健康。此篇是对月怀人的最佳之作曲折奔放,说理抒情兼胜。苏轼一首《水调歌头》,使前人咏月诗黯然失色,也非过誉之词。

苏词好像盘古开天地一般豪放自如,行云流水,空灵隽永。词中所表达的佛道思想仿佛注入一股清流,洗濯世人混浊的眼球。《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如果说生活是一口大染缸,苏轼的词无疑是清洗染缸的清泉。人生如梦,这个命题世代文人保持了惊人的共识。

苏词除豪放外,又见清新。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等。苏词中不用典故,纯粹抒情,比他的诗更能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便于人们理解和赏读。

苏词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另辟蹊径,“自成一家”。旷才是苏词的重要特点。苏轼的清旷之才,让本为“艳科”“小道”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于尘垢之外。”从此,民间“小道”登上了中华文化的大雅之堂,而流芳千古。

苏轼存世近百万言,其中诗词七百篇,书简八百通,墨迹题跋六百件,文字量最大的当属散文。说到散文,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唐、宋两代八位影响最大的散文家的合称,他们分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若在这八位中作减法,减掉四位,梁启超认为应该是韩愈、王安石、欧阳修和苏轼。我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证明苏轼的散文成就是极高的,代表作即《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赵翼说他:“天生健笔一枝,爽若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苏轼本人也并不自谦,他说:“吾文好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苏轼不刻意为文,而文绝千古;不刻意为人,而名重九州。他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得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是苏轼的为文之道,亦是人生之道。文笔奔放,思想解放,成为苏轼散文的特殊风格。

苏轼散文很多,有议论文,有抒情文,还有小传、碑铭文章。散文中艺术价值高、颇有独创意味的是游记、亭台记等,这些杂论,或抒情,或议论,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流传最广,最脍炙人口的是著名的《赤壁》二赋。赋是介于诗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是有诗意的散文,也是散文化的诗篇。《赤壁》二赋为苏轼在黄州所作。从御史台狱出来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次政治跌宕是他政治生涯一个不小的低潮。面对这个从八品、无职权、俸禄低的闲散职位,面对不公正待遇和种种委屈,苏轼虽毫无怨言,但内心是凄冷和忧愁的。初到黄州,住在定惠院,就是感叹“寂寞沙洲冷”哪地儿。本是被贬,但没过多久苏轼就过起了陶渊明一般的桃源生活,开了东坡,解了猪肉,修起了禅宗。所以“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过段时间又写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的自嘲潇洒劲儿已经蓬勃而生。不久他又写“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时他已经有了浩然气。在距离写出《前赤壁赋》还差四个月的时候,他终于写出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的潇洒,他的超脱,他的浩然之气全部出来了。

《前赤壁赋》开篇写月夜游江。几位好友,趁月华之夜泛舟于赤壁之下,“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借月光水色,发思古之幽情。接着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洞箫客箫声呜咽,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触景生情,忆古思今,感叹人生无常,万物永恒。最后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人生天地间,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一毫而莫取”,这样清风为声,明月成色,就能“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赋中引经据典,从容自然,足见苏轼古典文学造诣之深。其弟苏辙叹曰:“子瞻之文皆有奇气,至《赤壁赋》仿佛屈原、宋玉之作,汉唐诸公皆莫及也。”

文章铺叙有致,行文流畅,有真实,有梦幻,有层次,有情致,写鹤以寄意,托梦以寓怀,可谓匠心独具。

赤壁赋是一个分界线,之前的苏轼,年少轻狂,才华横溢。之后的他收敛了一点,没了那份自负。以后的文章更像一个老人的教诲。遗世独立,却又清浊此世。很难说是苏轼成就了黄州,还是黄州成就了苏轼,也许是相互成就吧。但无论如何,苏轼成就了自己,也化作了黄州的水与月。水流不止,月撒清辉,有那么一点禅意与仙气了。

苏东坡从黄州出来后,拥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传遍全国的佳作,文学成就超越当时所有文人。王安石是骑着小毛驴到江边见苏轼的,苏轼看自己灰头土脸,衣饰也不庄重,便对王安石说,大丞相,我不礼貌的样子非常不符合礼仪。王安石说,礼仪难道是为你我这样的人设立的吗?王安石与苏东坡在一起的时日,一起游览了南京的钟山。苏轼在记游诗中有“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两句。王安石读了说:“我一生写诗,写不出这样好的两句来。”

苏轼散文艺术价值高,广为传诵,热榜千年,为后人学作文章的典范。有俗语白: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

苏轼的书法是继王羲之、颜真卿之后的又一高峰。

一次余秋雨与一位欧洲艺术家辩论。对方说:“中国文化什么都好,就是审美太俗,永远是大红大绿,镶金嵌银。”余秋雨说:“错了。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几千年仅用黑色,勾画它的最高美学曲线。其他色彩,只是附庸。”

余先生所讲“最高美学曲线”,就是指书法。把文字写成艺术的,大千世界也只有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什么都可以分裂、诀别、遗佚、湮灭,唯一断不了、挣不脱的,就是这些黑黝黝的流动线条。”

文字,因刻刻画画而刻画出了一个民族永久的生命线。人类的诸多奇迹中,中国文字,独占鳌头。

唐颜真卿是以《祭侄稿》而青史留名的。余秋雨说:“颜真卿《祭侄稿》的那番笔墨,对我而言,就是乌云奔卷的图景,就是鲜血喷洒的印纹。”颜真卿书法在泱泱华夏五千年历史上位列第二,其文化人格却与司马迁齐名,光耀千秋。

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上下惊慌失措,唐玄宗问道,“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没有一个忠臣吗?”文武百官面面相觑,站出来回答的是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率先起兵,发表讨伐安禄山的檄文,集中二十万人马平乱。安禄山攻下常山,逮捕了其哥颜杲卿及其全家,颜家三十几口全部被杀,儿子颜季明被砍头。几乎全家喋血,颜真卿继续攻打叛军。

两年后,颜真卿写文章祭祀牺牲的家人,其中最震撼是那份祭祀侄子颜季明的《祭侄稿》。后来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法帖,又称《祭侄帖》。对此,余秋雨曾深情写道:“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一个艺术作品,即使不了解它产生的背景,一上眼就被它的淋漓的墨迹、痛苦的线条、倔强的笔触所感动。满篇的汉字,都在长叹和哭泣,而在长叹和哭泣中,傲然筋骨又毕现无遗,足以顶天立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唯一用生命符号勾勒最伟大人格的一幅作品。这种最伟大的人格,刻画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的家庭、英雄的文人。”

现在我们该推出苏东坡了,他是继王羲之、颜真卿之后,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三位伟大的书法家,代表作便是《黄州寒食帖》。

宋代的书法艺术,典型代表人物为“苏、黄、米、蔡”四人,即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中论书法技术米芾最高,但就整体格调来讲,非苏轼莫属。

书法,易在得形,难在得气。文脉、文气、文势,这些不可名状的东西,才是文化的灵魂。

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作了两首五言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寒食节是清明前一天。苏东坡到黄州后,精神上寂寞痛苦,生活上穷困潦倒,《寒食帖》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开头几个字写得还很规则,逐渐就挥洒开来,神气充足,跌宕恣肆,飞扬飘洒。这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寒食节所发的人生感叹。全诗苍凉多情,表达了他惆怅孤独的心情。苏东坡将心境感情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读来能感受到郁闷、牢骚、悲怆,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一挥而就。笔墨起伏跌宕,气势奔放,毫无荒率之笔。

名家评点这幅作品“绵里裹铁”,说它“江河宣泄,放逸不羁;环环相扣,气脉通连;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生花妙笔,无二神品”。

然而明代董其昌却嘲笑苏东坡连用墨都秾丽得像是“墨猪”,相反余秋雨却给予高度评价,“表现了一种倔犟中的丰腴,大气中的天真。”《寒食帖》中的笔触、结构,全是才气流泄所致。有气韵方有气象,方成一体,方为大家。“也就真实地看到了一种小手卷中的大笔案、大人格。”

《寒食帖》犹如一道生命强光,照亮了大唐之后的宋代书法,让人眼前一亮,精神一振,流传千年,为人乐道。

苏轼喜欢绘画,以前苦于没有时间,画作不多。题材局限于竹,后受寒林画风行影响,在单调的竹画里,参合怪石、枯木等,独创竹木、竹石新画境,在中国画史上别成门类。

正当苏轼热衷写字作画时,书画天才米芾来黄州访他。苏轼和米芾一见如故,招待米芾在雪堂住了下来。一老一少,热烈讨论书画艺术和诗道,相谈甚欢。一日,二人酒酣,苏轼拿一张“观音纸”叫米芾贴壁上,自己濡笔弄墨,面壁而立,悬肘作画。画了两枝竹,一株枯树,一块怪石,赠与米芾,是为订交。

米芾看苏轼画竹,一笔从地起直至竹杪,与常法自顶至地,先竿后节的画法不同,便问道:“何不逐节分?”

“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轼答。

米芾钦佩他“运思清拔”,实也是“外师造化,内发心源”的具体说明。米芾认为,“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苏轼存世名画仅有三幅,都是稀世珍宝。

《潇湘竹石图》,纵:28cm,横:105.6cm,绢地,款署是“轼为莘老作”,明代画家吴勤考究,这是苏轼专门成画赠予孙莘老的。画上包含有杨元祥、叶湜、钱复等元明时期26个名家题跋,计有三千多字。

《潇湘竹石图》长卷式构图,匠心独运,富有层次感,苏轼不凡的艺术造诣让画面充满张力,使人在“窄窄画幅”内如阅千里江山,成为中国文人以竹石绘画寄托精神情怀的经典之作。

《枯木怪石图》,画面上幼竹几株,一块怪石,一株枯树盘扭曲折扬起。后人常认为其犹有鱼龙起伏之势。如此奇怪作画,正是体现了苏轼胸中郁结的不服之气。

由于仕途起起落落,生活颠沛流离,加上思想上受儒家和庄子的影响,致使苏轼形成了他一种忧民伤时、旷达颓放的复杂性格。苏轼诗画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沉自适思想,洒脱傲放风格,与他一生升降荣辱的境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苏东坡所流传的众多作画的记载,大多与酒醉相关。黄庭坚《题子瞻画竹石》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苏东坡也自我打趣:“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

苏东坡的竹石图是常形与常理的融汇与传神写照,他以木石之构另辟新境,如朱熹所言,“出于一时滑稽谈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竹石图也因此成为后世文人所钟情的题材和经典范式。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综观他的后半生用句戏言形容: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和流放的路上。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汝州还没来得及到任。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公元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苏东坡被关在御史台审讯130天。乌台就是御史台。为什么叫乌台?唐朝时御史台内有几棵大柏树,乌鸦在上面筑巢,所以把御史台叫乌台,一直沿用下来。

案件是因文字而起的,所以叫“乌台诗案”。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新党与旧党之争。苏东坡反对变法,站在旧党一边。

万万没有想到“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竟是大名鼎鼎与汉张衡齐名的中国古代大科学家沈括。

沈括,字存中,浙江钱塘人,博学善文词,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不通晓。虽科学上是集大成者,但那个年代,士不从政,亦无出路。他在现实政治里的表现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王安石变法,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拥护新法,王安石亦相当重视他的才能,但很快看穿了他的人品。保甲法将行时,宋神宗有意任沈括专主其事,王安石说:“沈括小人也,不可亲近。”直至熙宁六年(1073),沈括仕途才得意起来了,奉诏详定三司令敕,复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相当于钦差大臣了。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交往甚密,临别要苏轼手录近作诗一通,留作纪念。回京后,随将苏轼的近诗,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中,签贴进呈,告苏轼“词皆讪怼”。但神宗置之不理,这事按下五六年。不料元丰二年,李定、舒亶等人媒孽诬害,所用手段师承沈括,千方百计迫使宋神宗给他定罪。诬陷苏轼的还有王珪、李宜之等人。这个李宜之是个国子博士,初得提举淮东常平,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个不够品级的“无名鼠辈”,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李宜之的部分目的算是达到了,千年以后人们研究苏东坡,还会想到李宜之,虽未流芳千古,也算遗臭万年了。

纵观历史,君子在与小人发生龃龉时,落败的往往是君子,因为小人没有下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又无所不用其极。在中国小人文化的土壤深厚并肥沃,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之一。

1079年8月27日,朝廷派人到湖州逮捕苏东坡,东坡不知自己犯了何罪,他害怕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后出来对差官说:“轼自来惹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于家人诀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让两个吏卒用绳子捆绑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

余秋雨老师在《黄州突围》中愤然写道:“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途中,船行至太湖,停舟修舵。当晚苏轼独自沉思,凶多吉少,祸不可测,会连累很多亲朋好友,不如纵身入水,一了百了。但吏卒监守严密,苦无溺水机会。在扬子江边,苏轼瞅准时机,欲投江自杀,刹那间被监守的吏卒拉住,从此看守更严,苏轼亦求死不能。

苏轼最大的救星,是神宗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曹氏。十月间,太皇太后的病情已很沉重,神宗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

政敌们一心想置苏轼于死地,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重臣、不杀士大夫。宋神宗又特别爱惜人才,所以就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贬。贬到哪里去呢?黄州。黄州当时是下等州,贫穷落后。长江自北向南折向东绕城而过,巴河自北向南注入长江,长江和巴河一起把黄州围得像一口井,苏东坡说,“黄州真在井底”,相信是有感而发的。但苏东坡毕竟人才难得,宋神宗也不想太亏待他。好在黄州离开封不远,基本生活还有保障,就把他贬到这里来了。

余秋雨在《黄州突围》中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在黄州写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到黄州“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太后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苏东坡坚持原则,反对全盘否定。因与太后和司马光政见不合,苏东坡觉得不开心,一再主动请辞外放。公元1089年7月至公元1091年2月,出任杭州太守1年零7个月。

公元1091年3月,苏轼回朝,当了7个月的吏部尚书,然后出任颍州、扬州太守,再任兵部尚书1个月、礼部尚书9个月。从苏轼频繁的上下左右调动中,也折射了朝廷当时对苏轼任用的极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太后对苏东坡极为赏识,希望他站在自己一方,作为与新党制衡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苏东坡爱也悠悠、恨也悠悠。

说一说苏轼的感情生活吧。他娶了三任相濡以沫的妻子,巧合的是三任妻子都姓王,是苍天的特意安排,还是前世注定的姻缘,说不清也道不明。

第一任妻子王弗。王弗为北宋进士王方爱女,因为年少才俊,苏轼被王方选为乘龙快婿,婚时苏轼十九,王弗十六。才子佳人,天作之合。史料载,王弗秀外慧中,知书达理。苏轼为人豁达,不拘小节,有时难免“祸从口出”,事后王弗婉言相告,言辞凿凿,提醒点拨,令苏轼心悦诚服。贤妻如宝,王弗堪称苏轼的“贤内助”。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写道:“王弗夫人的谨言慎行,正是苏轼所最缺乏的修养。她的精明干练,使苏轼对她产生很多依赖,隐然做了丈夫的护身神。”红颜如花,流年似水,命运无常。这朵绚烂的爱情之花只开了十一年便因王弗的病逝凋零了。王弗死后,苏东坡为她种了三万棵松树苗,把自己的相思化作三万棵万古长青的松树。王弗去世十年后,苏东坡在密州为官,梦中惊醒,凄切难遣,写了一首催人泪下的《江城子·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每每读这首词,都令人心头一紧,与之共情,那份思念,那份真情,让人唏嘘不已。

熙宁元年(1068),十月,王弗去世的第四年,苏轼续弦,娶了第二任妻子,即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两人相差11岁。闰之夫人字秀璋,青神县王介的幼女。王闰之并非名门闺秀,但也是温顺贤良的女子,眉眼与王弗相像,恍惚中会让苏轼想起与王弗在一起的幕幕往事。婚后,她陪伴苏轼“天涯流落”般宦游各地。

王闰之与苏轼共同生活了25年。其时是苏轼人生起伏最大的时期。王闰之陪伴苏轼从家乡眉山来到京城开封,尔后辗转于杭州一密州一徐州一湖州一黄州一汝州一常州一登州一开封一杭州一开封一颖州一扬州一开封,“身行万里半天下”,默默无闻地陪伴苏轼度过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历经坎坷与繁华。王闰之伴随苏轼的时间最长,而且是苏轼生活最为动荡时期的家庭主妇。岁月是一条流淌的河,渐渐苏轼也觉出了王闰之的好,闰之简单知足,惜福长乐。苏轼中年后颠沛流离,娇弱无骨的王闰之陪伴苏轼走过了一段段荆棘路,无怨无悔,可亲可敬。王闰之的早逝让苏轼再次看到岁月的沧桑与残酷。“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苏东坡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苏东坡死后二人合葬在河南郏县。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是王朝云。朝云,字子霞,钱塘人,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投入苏家时,年仅12岁。女大十八变,天生雪白的肤色,不必借重膏沐,小小两片嘴唇,永远鲜红欲滴,风姿绰约,体态轻盈。三十余岁,苏轼赞她:“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黄州以前,朝云只是侍女。初到黄州,朝云芳龄十九,苏轼多时闲暇,苦于寂寞,他俩接近的机会较多,感情自然亲密起来。苏轼在杭州任职三年多,每个元宵夜有王朝云陪伴左右,虽是侍女,却尽着妻子的义务。元丰六年(1083)九月二十七日,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儿子,四十八岁的苏轼也算老来得子。苏轼为孩子取名遯,乳名幹儿。遯者,遁也,苏轼此时避世之意由此可见一斑。朝云生了儿子,在苏家也就有了地位,从侍女擢升为妾了。儿子出生第三天,苏轼作《洗儿》诗,语意悲愤:“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有一天吃完饭,摸着肚皮笑着问周围的人,肚子里是什么,周围的人都说:先生一肚子学问。唯有王朝云回答:“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哈哈大笑。

朝云一直跟随苏东坡,终身相伴,生死相依,死后葬在惠州。朝云死后,苏东坡一直鳏居,没有再娶。苏东坡为她写了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谈到苏轼的感情生活,就不能不说说苏轼与歌妓的故事。从一首《减字木兰花》说起:“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高山白早。莹骨冰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潮。”

词中“郑容落籍,高莹从良。”郑容、高莹者谁?与苏轼素昧平生之歌妓也。落籍,除去妓女名籍,恢复自由民身份。从良,妓女出籍嫁人。苏轼作词是为两位幸运的妓女庆贺吗?不然。

苏轼自黄州移汝州途中,经过润州,润州太守许遵为他设宴接风。官妓郑容、高莹陪侍,甚得苏轼之心。两人想要从良久矣,于是请苏轼向太守说情。苏轼点头答应了,但席上自始至终一直没提这茬儿。两女心急如焚,临别时赶到苏轼的船上再次恳请。这时,苏轼拿出这首《减字木兰花》交给她们,说:“你们拿我这首词去见太守,太守一见,便知其意。”果然,太守览词,莞尔一笑,便遂了两人落籍从良的愿望。

在三百多篇《东坡乐府》中,直接题咏和间接涉及歌妓的词,多达一百八十多首,苏轼与歌妓的交往甚密由此可见。

苏东坡的朋友很多,各行各业、各个层次的朋友都有。朋友中首推亦师亦友的欧阳修。苏东坡科举考试时,欧阳修是主考官,看到苏东坡的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他的学生曾巩会写的,本应评为第一,为避嫌抑为第二。公布后发觉非曾巩所作,后悔不迭。政治上的盟友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代表人物,苏东坡与他同属“元祐党人”。书画界的知己米芾。米芾性痴,苏轼性豪。隐士里的知己陈季常。陈季常归隐在麻城的岐亭,苏东坡为他写了著名的《方山子传》,有一个典故“河东狮吼”就是从他这里来的。佛门里的密友道潜,是杭州的一位大和尚。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就与他结下深厚的友谊。苏东坡被贬黄州后,他千里迢迢专程从杭州来看望,陪苏东坡住了一年时间。道潜是佛门里唯一受到苏东坡牵连的人。朝廷勒令他还俗,这是对佛门之人最重的处罚。官员里的手足徐君猷。苏东坡贬谪黄州时,徐君猷任黄州太守。这个人对苏东坡太好了。

苏东坡说:“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苏东坡在黄州生活无着,徐太守给他划了一块坡地耕种,竟使“东坡”名扬四海。

苏东坡在黄州四年两个月,每天都干些什么呢?大体上有四件事可为:一躬耕东坡,二放浪山水,三修身养性,四激情创作。

东坡是营地,长期无人耕种,是瓦砾之场,不适合耕种。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苏东坡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但他仍然很乐观。一个月夜,苏东坡拄着拐杖,走在东坡的田间小路上,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东坡》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贬谪是坏事也是好事。苏东坡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

在黄州时足迹遍布黄冈各地、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两岸,北面到麻城岐亭、杏花村,南面到鄂州西山樊口。他还到了黄州附近的禹王城、团风、阳逻、沙湖,去了浠水的巴河、兰溪、麻桥、清泉寺、绿杨桥,到了黄石的磁湖、西塞山,到了黄梅的五祖寺,到了江西的庐山、石钟山。

苏东坡集儒教、道教、佛教于一身。黄州那时寺庙很多。苏东坡初到黄州,住在定惠院,隔一两天就到附近的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有一天,他与即将调离黄州的徐太守及继连方丈等人在安国寺的亭下饮茶,有感于太守的为政之德,写下了著名的《遗爱亭记》。随着禅宗随缘凭命思想的传播、老庄淡泊无为思想的复归,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日趋沉静、旷达和超脱,刚柔相济、进退自如。

苏东坡还是一个养生专家。他对饮食、药膳、保健有非常深的研究,既会写诗又会烹猪肉,一烹就烹出了香飘千年的东坡肉。

黄州优美的山水风景、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境遇给了他无穷的创作源泉。谪居黄州期间,苏东坡以挥洒自如的健笔,创造了具有新的生活、新的意境、新的情趣、新的形象的艺术世界,冲破了世俗樊篱,开拓了诗、词、歌、赋、文反映现实的新创作,产生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艺术成果——闻名天下,纵贯古今的“一词二赋”及《寒食贴》,达到了他一生创作的顶峰。

从数量上看,在黄州写了753篇作品,其中诗歌214首、词79首、散文457篇、赋3篇,平均每两天一篇,每周3.3篇。

苏东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命运坎坷、矢志不移,身处逆境、不失豁达,生活艰辛、仍然乐观,热爱生活、满怀激情,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这是一位多么优秀的大文豪啊!难怪有位当代女学者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来生便嫁苏东坡!可惜佳丽常有,才子不常有,东坡这样的天才更是绝世稀有。想嫁苏轼精神固然可嘉,能否邂逅恐怕得修个千年万年。

好官首先要是好人。苏东坡是个好人,亦是一个好官。首先,他的执政理念“民为邦本”具有现代精神。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就阐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要施仁政,帮民富。民众富强,国家就富强了。

他走到哪里,实事就办到哪里。他办的实事多是水利工程。这也难怪,智者乐水,诗人与水都是有灵性的,是有共同语言的。

如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组织民众治理“六井”,建成了杭州“安全饮水工程”;后来当杭州太守,又实施了西湖“综合整治工程”,于是就有了千百年来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

我四游西湖,两次从“花港观鱼”进入,两次从“苏堤”始入。入门处有一汉白玉苏轼塑像,每次都毕恭毕敬地与苏轼塑像合影,以表达我对他的敬仰崇拜缅怀之情。漫步苏堤之上,堤柳青翠,湖波浩渺,游客匆匆取景拍照,不禁让人遥想千年前苏东坡带民众治理西湖的情景,疏浚西湖,兴修水利,用挖掘出来的湖底淤泥,筑成长堤。没有图像,但可想象。泛舟湖上,眺望远山,近观三潭,虽是白天,不能印月,但三潭足以令我睹物思人,访古问今了。亳不夸奖地说,没有东坡,就没有西湖,杭州也无所附焉!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十六岁的苏轼过赣北行,五月至真州,瘴毒大作,泻痢卧病,渡江至常州,借任顾塘桥孙宅。六月,上表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次年,闰六月,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

苏东坡的浩然之气用尽,去了天国,正如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上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轼殁后五年,天空现慧星,文德殿东墙元祐党人碑突遭雷击,破而为二,徽宗大惧。雷击石碑后五年,一道士向徽宗奏称,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孝宗乾道六年,赐苏东坡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

林语堂说:文学上,“苏轼文章为天下第一”,苏东坡是万众仰慕的一代文宗。他走一路,写一路;写一路,火一路。一不小心,写出来就是千古名篇;一不小心,就为一个地方做了千年广告。

柏杨盛赞苏东坡,“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项全能的人。”中国古人的人格理想,第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两个人格理想,苏东坡用自己颠沛流离,命运多舛的一生不折不扣地践行了。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生沉浮,一路坎坷,他却道:“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张琴,一壶酒,一支笔,云间写诗,田里踏歌,烟雨平生。苏轼无论沦落到什么地步,他都能比别人活得潇洒。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与民为友,为民尽职,做出令人称赞的功绩。

苏轼一生襟怀苍生,却无奈生活寄于风雨,命运困于党争。他始终以从容、潇洒、旷达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挫折,如一阵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虽饱经忧患却始终不失赤子之心。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早已没入历史的尘埃,而他的伟大人格,直至今天仍熠熠生辉。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万有裕)